Against All Odds, Says Fred Hu

湖南政协专访 – 胡祖六：不惧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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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经济学家胡祖六曝光率虽高，其实生性腼腆，自认“内心很害羞”。内敛、审慎，在众多公共场合的他做严肃的经济观察分析，有略显紧张的专注，并保有冷静、克制的学者风格。 

　　二十多年里，他是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决策背后的智囊之一，是顶级经济论坛的座上宾，是权威财经媒体的意见者，是明星经济学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他曾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迄今仍然兼任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但他也不时陷入争议的漩涡。在众所周知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身份之外，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有他走向世界的履历：哈佛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萨莫斯的弟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     

　　现在，“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是他最主要的头衔，但并不是唯一的头衔。他是香港联交所、恒生银行与伦敦劳合社的独立董事，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理事会联席主席，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协会”顾问，还是美国中美医学局（China Medical Board）董事与雅礼协会（Yale China Association）百年来的唯一中国籍理事——一个世纪前，中美医学局在北京创办了赫赫有名的协和医科大学，而雅礼协会就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生在湖南创办了著名的雅礼中学与湘雅医学院的那家机构。 

　　中西方的教育学术背景，国内外担负多重角色——国内一些人攻击他“代表国际资本的利益”，而国际上的一些声音又认为“胡祖六太红了”“太挺中国政府了”。两层身份尴尬，让他无法回归一名经济学家的纯粹。 

　　这样的胡祖六，是真的自由与快乐吗？面对质疑与争议，2016年1月湖南“两会”期间，胡祖六接受本刊专访，首度回应。 

　　  

　　  

　　“中国故事”

　　  

　　胡祖六的辉煌履历，一半与“中国故事”有关。 

　　1990年代，正是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把经济改革放在了重中之重。 

　　作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名中国籍经济学家，在1991年至1996年期间，胡祖六参与了IMF和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多轮宏观经济磋商、技术援助与官员培训项目，这为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站在国际视角观察中国问题、参与改革设计解决方案，胡祖六称“这是非常激动人心、非常难得的经历。” 

　　他见证了当时中国酝酿的一些重要改革，这在当时而言都是改革进程中的重头戏，包括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外汇改革、国企改革等。 

　　“破除藩篱，需要触犯一大批人的利益。在国家财政基础薄弱、解决问题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那时的改革者需有非常的决心，冒更高的政治风险，更需要勇气。” 

　　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被问到国企改革需要关闭一些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企业而可能导致工人下岗时，他引用红军长征的例子，来解释改革的阵痛与力量。“当弹尽粮绝时，是背着伤员走，最后大家都倒下去，还是被迫把伤员放下来，以保存有生力量，继续长征，从而到达延安，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胡祖六骨子里有一种求变、求新的韧劲，他坚定地支持中国改革的进程。1997年，胡祖六加盟高盛集团，担任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后成为高盛全球合伙人。这段职业生涯的黄金年代，成就了他与中国经济更直接和深入的参与。 

　　他为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在重组、改革、上市等过程中提供建议与咨询，包括中移动、中石油、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重要国企与金融机构的重组与海外上市，以及阿里巴巴、平安、腾讯等优秀创新企业的上市、投资，胡祖六“一方面做研究，出谋划策，一方面身体力行，投身于国企与银行重组改革的重大项目”。 

　　在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发声与推动，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他成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出现在各种财经媒体的版面上。 

　　  

　　  

　　七分辉煌，三分毁誉

　　  

　　胡祖六的“中国故事”成就了他。与此同时，国际职业生涯却为他招致非议，一些人称他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的争论与攻击，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这是中国市场经济起步与高速发展的时代。公平与效率，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国进民退”、产权改革等论战中，道德与良心、公正与良知，成为批评者娴熟使用的词汇。 

　　胡祖六一直是市场经济与改革的坚实拥趸。在20世纪90年代，胡祖六就呼吁“中国必须尽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加入WTO”。在当时争议纷飞的舆论环境里，对于中国加入WTO到底是机遇、挑战还是风险，众说纷纭。 

　　处于改革关头，在社会舆论和经济思想不够明朗的氛围里，胡祖六的“融入全球经济”的言论招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学术界的非议，乃至社会舆论的攻击。国内某些民族主义者认为他是“卖国贼”，而在国际上又有人质疑他“太‘红’了”“太挺中国政府”。 

　　对于这些年自己身上的争议，胡祖六极为平静、淡定。应对所有攻击与谩骂，他称自己唯一的工具是“科学精神”。 

　　“不论什么经济或金融问题，我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深入了解事实、分析统计数据。由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我就有勇气去公开发表。” 

　　这是当年在哈佛接受严格经济学训练的方法，也是他一以贯之做研究的方法，更是他身陷舆论漩涡和纷火论战中，唯一的盔甲。 

　　经济学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观点纷争应是学术争鸣的应有之义。胡祖六坦言渴望一个健康的辩论环境，“争论是个好事情，真理可以越辩越明”。 

　　在中国的舆论氛围中，当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开始被名利的纷争裹挟，道德、良心、利益映射和大众情绪的加入和发酵——论战开始走火伤人。而当意见自由市场遇到网络，争论与谩骂更加肆意。 

　　“这样的争论层次很低。很多人并不在乎你的观点正确与否，而是单纯就你的背景与身份，揣测你的动机，甚至扣帽子、打棍子。”胡祖六说。 

　　对于立场鲜明、角度新颖地发表观点，胡祖六从不存有忌惮。“因为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数据支持的，即使引起争议、引发猜疑，也不会对我有困扰。我更不会因此而不敢发声。” 

　　纵观胡祖六的诸多经济学观点与判断，保有一定的连续性。他也持续在国内外财经杂志上发表经济分析与观察。 

　　面对任何谩骂或攻击，他从来保持良好风度，争论止于观点本身而不针对具体的人。“我希望大家能理性、包容、思辨。”胡祖六说，“意见不同没关系，可以理性地和开诚布公地讨论。人云亦云，迎合大众的趣味或讲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随意批评他人，这都不是我的态度。” 

　　2013年，胡祖六停止了微博的更新，微信也只保有简单的私人空间，公开露面从来低调，接受采访话题只针对他最熟悉的经济与金融专业范畴。 

　　媒体评价他为“中国最英俊、最富有绅士风度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评价，他的反应无动于衷：“一个男士的外貌并不重要，品德、智慧与学识才是重要的。男人立身处世，内在要比外在的重要得多。” 

　　  

　　传统士大夫情结

　　  

　　湖湘文化自来崇尚家国大义，有“敢为天下先”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忠信血义。这种特质，在湖湘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气质中，可以找到一些归属。 

　　在骨子里，胡祖六有着某种士大夫情结。 

　　于传统士大夫，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胡祖六说自己“虽处江湖之远”，但“更忧其民”。他认为，民富方能国强，百姓安康、生活幸福是一个国家强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最好标志。 

　　“这一点，我觉得和我从小在湖南耳濡目染有关”。 

　　2008年，胡祖六当选第十届湖南省政协委员，2013年续任第十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平日难得回湖南，这样他有了一个每年至少回湘一次的理由。他坦言接受这个邀请，最大的原因出于“家乡情结”。 

　　他的提案关注地方经济发展居多，比如2015年他提交的两则提案关注“湖南打造现代医疗服务产业”和“利用国有资本充实地方社保基金”。其中有大量的湖南地方实例与数据，以及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横向比较——明显做足了功课。他依旧用一贯的研究方法，对湖南做具体观察，并提针对性的建议。 

　　“我有热情和意愿，希望用政协这个平台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一点作用。” 

　　胡祖六于湖湘文化有着强烈的精神联结。他出生在汨罗，这里是屈原为国家大义而投江的地方，这里有近代中国第一个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虚怀若谷、善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法律、制度。王夫之，曾国藩……潇湘仁人志士莫不以湖湘之学，学以致用。 

　　尽管胡祖六15岁走出湖南，后走遍世界，但潜移默化中某种士大夫的精神恪守，使他的家国荣誉感很重，“越是离开中国、走到国际，这种感受越深”。 

　　多年来，他在著述或者演讲中，自始至终呼吁鼓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开放型的现代经济体，他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惠者。但他对于汇率改革的支持，对开放市场的支持，常被指责为“卖国”。对这种指摘，他的自我安慰是：湖南先辈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洋务运动先驱也曾被保守派骂为“卖国贼”。 

　　巴菲特一生信奉“内部记分卡”，即更看重自我评价，而非外界对他的赞美和批评。这种行事哲学被认为是巴菲特能够长年叱咤股坛、做快乐的特立独行者的重要原因。 

　　胡祖六曾写道:“同代人中，不乏佼佼者。学识博深者，道德高尚者，自由快乐者，都令我欣赏。” 

　　当被问到“你是否也感到足够自由与快乐”？他腼腆地一笑。回顾自己一生的所有职业选择，他认为一切都是源于“顺从内心深处的呼唤，做自己最爱好的事情，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自由，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