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 亲历者共议危机中的改革机遇

8月19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邀请包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胡祖六等在内的多位当年曾工作在一线的政府高级官员、经济学家，以史为鉴，探究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的硝烟散去已有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场危机对相关国家日后发展以及当今境况有何启示？当前，各国普遍面临复苏乏力、通胀高企、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等风险，如果风险不断累积，存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隐忧，亚洲何以应对新的挑战？

在题为“危机中的亚洲区域合作与政策协调”圆桌讨论中，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胡祖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赫里萨尔·阿兹里，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原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桥亘，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局副局长艾卡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东方汇理资管大中华区主席、东方汇理资管集团执委会委员钟小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金融专业人士、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共同分享了对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政策表现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缘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赢家

亚洲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的第一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冲击。胡祖六表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动的、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对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危机国家提供了高达40亿美元的双边经济援助，考虑当时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有限，这个额度是非常显著的。其次，在日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出口造成严峻竞争压力的前提下，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展现了大国的风范智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及时出台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政策，刺激内需，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使中国成为当时风雨飘摇中的亚洲避风港和增长引擎。”

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脆弱，胡祖六指出，危机发生时，国企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银行不良资产高企，风险管理内控薄弱；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刚刚起步。“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国际上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迟早会发生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中国没有付出高昂的学费，而是上了深刻的一课，中国的领导人利用亚洲金融危机给国内敲响了警钟，以此为契机启动了全方位国企、银行改革，并积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推动准备加入WTO，为中国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胡祖六看来，中国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赢家，“萨默斯（注：时任美国副财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应对中扮演重要角色，1999年升任财长）是个苛刻的人，他对日本等国当时的应对非常批判，但是对中国政府当时的政策非常赞赏。”

抓住危机窗口推动改革的意义在韩国同样显著。胡祖六分析认为，韩国在银行重组、财阀重组以及市场化改革方面力度最大。尽管1998年韩国GDP萎缩逾5%，但1999年就出现V形反弹，增速高达11.5%。

防范新的金融危机更需要深化国际合作

会上，金融危机的亲历者、研究者们在反思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原因的同时，也为应对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提供了真知灼见。

学者们一致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5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战胜危机的历程，是为了以史为鉴做好可能发生的新的金融危机的防范。”

钟小锋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催化了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特别是“清迈倡议”的签署。“这是亚洲合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配合其他的区域合作和政策协调机制，清迈倡议会为未来更全面、更容易执行的金融合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余永定表示，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全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金融合作的初衷和发展路径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

“是否应通过加强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以最终建立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抑或应放弃这一意愿，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经济决定。在地理上是近邻，在经济上是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尽管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东盟+3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东亚地区的繁荣，东亚国家应该看得更加长远，应该努力深化，而不是放弃，始于25年前的区域金融合作”，余永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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