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对话迈克·斯宾塞：中国经济破局的当务之急

在刚刚结束的春华2024年全球投资峰会上，春华创始人胡祖六博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斯宾塞教授（Prof. Michael Spence）深入把脉中美地缘政治脉动和全球宏观经济迷雾，并就中国应对增长挑战、人工智能行业的影响等当下最受关注的经济议题展开讨论

两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美经济脱钩将令世界经济付出巨大的代价，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应对当下经济困难的当务之急是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提振消费者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单纯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将效果不佳，也难以为继。虽然短期挑战严峻，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韧性和潜力，发挥内需潜力和创新将是中国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对话者：

 

胡祖六博士

春华集团创始人

 

迈克·斯宾塞教授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前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胡祖六博士

欢迎斯宾塞教授今年再次来到我们的投资峰会。斯宾塞教授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不仅拥有众所周知的学术成就，而且视野开阔，经验丰富，但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的好奇心。他总是问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中国经济专家。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很多不确定性，除了美联储政策走向、各国强化监管等因素外，地缘政治是影响最为巨大的因素。

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中国依然保持了全球最大制造业工厂的地位，其产出占到了全球的32%，比美国、日本、德国、印度、韩国加起来还要多。

特朗普在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就提出“脱钩”的概念，以期推动制造业回流、供应链重塑。你认为这种趋势会显著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吗？如果“脱钩”发生，全球经济会付出什么代价？

 

斯宾塞教授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不能；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巨大。下面我来详细阐释。

首先，中国制造业占据全球制造业产出32%，想一夜之间降低这个份额，而不把全球经济搞垮，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现实中，这种现象也并没有发生，正在发生的是，不同行业不同程度的分散多元化。受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战争制裁的冲击，每个国家都在重新思考供应链安全。

我们生活在不断调整的全球经济之中，私营部门对此反应迅速。例如，为了规避关税，中国的企业家会去其他国家投资建厂。我不认为供应链的调整是一场灾难，但确实增加了美国等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是建立在效率、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但现在世界变了。国家安全等因素如今也被纳入重要考量。在我看来，现在真正的挑战是，各国如何建立一种功能性的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地缘割裂和信任缺失，但依然竭力保持适当的开放性。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我尚无定论。

不幸的是，全球化在很多领域都受到了干扰，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甚至包括人员流动。五年前中美双方的人工智能专家可以保持密切沟通，但现在已经基本不可能。我原本以为我不在禁令范围内：经济学家通常不掌握特别敏感的信息，但是有一所中国大学要邀请我成为名誉教授，我经咨询后发现，美国方面对此表现出很大阻力。这非常可悲，过去共享科技成果的全球化体系正在变得支离破碎。

 

胡祖六博士

全球化通过贸易、金融流动、技术合作、创新分享等等方式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现在很多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碍全球化，如你所说，这增加了技术交流和技术进步的成本。

自贸易战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宣称中国技术出口将大幅下降。但数据显示，到2023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反而增加了。美国可能从越南、印尼、墨西哥等买走最终的组装商品，但是其中间产品依然来自中国。所以可能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少了，但是东盟等其他地区从中国进口得更多了。特朗普意识到这点之后，打算征收全球关税。但是实施操作会有难度。

 

斯宾塞教授

我完全同意。以芯片行业为例，我们无法想象把中国从这个行业赶出去。美国人没有明白，我们无法把所有的半导体制造都搬回国内，他们想确保，如果世界变得更糟糕，美国可以扩大自产的规模。为了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在美国本土大规模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这需要美国和台湾的工程师去亚利桑那州来来回回反复建设、调试、投入等等，那么，芯片成本可能上升50%。当然，在有些领域，经济账并不是被最优先考虑的。

 

胡祖六博士

事实上，面对同样的地缘政治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对也在分化。例如东盟、非洲、一带一路国家都在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我们还看到很多企业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是不是打破保护主义的解法？

 

斯宾塞教授

没错。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他们会依据国家利益做出选择。中国在非洲、中亚和拉美地区都是很重要的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有一个学习和试错过程，但终究是积极的尝试。

我知道很多非洲国家确实非常希望到中国学习发展经验。人民银行前任行长周小川曾经告诉我，很多国家希望从中国学习金融业发展经验，如何吸收汇集储蓄、合理有效地将储蓄引导到投资中。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胡祖六博士

过去几年中国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挑战，例如房地产危机、通缩压力、地方债等等。你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如果让你提建议，你觉得如何助推中国经济复苏？

 

斯宾塞教授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没有什么神秘，就是总需求问题。

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资产很大比例，房地产行业下行重创了家庭资产负债表，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

我之前应邀在中国一个高层论坛演讲，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已经超时了，实在抱歉你还有五分钟，只能谈一个核心观点。我说，那就谈谈家庭资产负债表。如果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伤害，需要很长时间修复，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花了十年才重建家庭资产负债表。相对而言，修复金融部门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没那么难。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必须耐心地、坚定地用两到三年时间修复中国老百姓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我想中国政府已经正在做了。

第二，我想说民营经济的积极性问题。现在民营企业的储蓄率很高，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这表明企业家的投资意愿不高。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大约45%，这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情况。因此必须恢复企业家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条建议是不能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我相信中国政府很明白这一点，低回报的投资不会孕育增长潜力和有价值的资产，还产生了产能过剩问题。政府现在应该考虑补贴消费。

第四个建议是，对民营经济的政策需要保持一致性，需要给民营经济信心，要明确边界在哪里。如果选定了发展模式，就要坚持下去。每个国家民营经济的发展路线不一样，欧洲有欧洲的模式，美国有美国的模式，选定方向就要坚持下去。比如说法规，每个国家都有监管法规，但需要知道边界在哪里。如果人们不知道法律的边界，那就产生了不确定性，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五是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美国通过国家科学基金、国家能源部、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实体，每年对基础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扶持投资大约是800亿美元，此外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活跃的VC行业。这是美国人力资本和初创企业成长的重要来源。中国在这个领域追赶曾经做得出色， 但现在与美国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中国要更多依靠企业来驱动科技创新，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部门。中国正在经历发展模式的转变，从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到依靠消费和创新。我认为，只要应对好短期的挑战，两三年内保持5%的增长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可能的。中国有自己的智慧，关键是决策层能否提供空间让智慧涌现。

 

胡祖六博士

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只要有决心和紧迫感，中国完全有能力和资源解决这些问题。

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刚刚也提到教育投入，中国正在成为高等教育人群和工程师群体最大的国家。我们正身处人工智能时代，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人工智能行业的创业者朋友，同时你也知道公众非常担心安全和失业问题。你怎么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好处和风险？

 

斯宾塞教授

如果你去看标普500指数，25年前，80%的公司都是工业公司，现在80%甚至更多都是科技、互联网、软件服务公司。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需要充足的资金和顶尖的人才资本，这两方面中国都不缺，所以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困难，但是基本面和潜力并没有改变，依然强韧。我现在反倒比较担心欧洲，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常常遇到科研资金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它将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DeepMind的AI工具AlphaFold已经能够破解几乎所有蛋白质的结构。我问过一位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生物学家是否会用它。她说有220多万生物学家都在使用DeepMind的AlphaFold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面现在有2亿多个蛋白结构。我想这对生物学的进步将产出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春华今天的论坛我们听到了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技术浪潮已经势不可挡。相比监管关注的滥用风险，我想首先更应该关注技术的普惠和公平，避免大公司、优势行业使用人工智能大踏步向前，中小企业被抛在后面。

至于失业，我想大规模失业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人们总是对新技术恐慌，但是历史上，人类从未因为技术大规模失业。回望技术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随着技术发展，人们的工作时长缩短了，所以未来可能你不再需要一周工作40小时。

人们对失业的担心是因为他们认为需求是不变的。我与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讨论的结果是，会有一些工作被取代，但会产生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同时，很可能每个人都会拥有个人助理。相比失业，人们更应该关心劳动者角色适应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胡祖六博士

是的，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将极大提升生产力、为人类创造财富。尽管过程会有颠簸，会有赢家和输家，但大趋势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观众提问：

英伟达的黄仁勋曾经表示，英伟达系统有35000个零部件，其中80%来自台积电及其供应链，美国要实现芯片供应链独立大概还需要10-20年的时间。

如果不考虑您之前提到的50%的涨价，技术上，美国的芯片供应商有可能做到脱钩吗？

 

斯宾塞教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ASML只有一个，很多芯片生产环节都不在美国，而在台湾，韩国，以及荷兰或者日本等等，而且研发壁垒很高，脱钩是无稽之谈。

据我所知，中国的半导体行业正在攻克“卡脖子”问题，中国科技公司，例如华为有一流的软件能力，硬件方面的提升是时间问题。

 

胡祖六博士

我想补充，虽然拜登想要在美国本土建立独立芯片供应链，未必会成功，首先，半导体的生产链条是全球性的。

其次，要看供需平衡。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消费国。如果孤立中国，美国又增加了自己的产能，那芯片卖给谁呢？脱钩的尝试会让所有芯片链条上的生产者受损。

 

斯宾塞教授

而且，芯片价格的上涨会极大影响不发达国家。脱钩最终伤害的是人类技术交流的开放精神。

 

观众提问

斯宾塞教授，您刚刚提到中国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因为房地产行业危机而受损。很多人讨论，中国居民储蓄率太高，居民贷款应该增加；还有人提议政府提高赤字。你觉得，增加赤字是目前应对通缩压力的解决方案吗，是唯一方案吗？

 

斯宾塞教授

我不确定，可能对于稳定房地产行业等有一些边际作用。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消费占总需求的比例非常低。依靠基建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举步维艰。增加消费最快的方法是增加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这个数字目前也很低，因为很多收入流向了财政和国企。所以，无论采取什么刺激措施，关键是要将购买力转移到居民手中。

 

胡祖六博士

我想补充几点。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欧美，也低于印度。所以需要增加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来提升消费者的信心。此外，与全球各地区相比，中国的税收还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公共服务又相对不足。

我们需要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一些严峻的短期问题，但增长韧性仍在，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也在陆续出台。 春华希望通过专业能力和经验，和各位伙伴一起发掘更多投资机遇，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价值。

 

非常感谢斯宾塞教授今天的分享。